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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广清晰记得14年前到一个贫困民族村的情景,“刚来时,看到许多人家里连锅都是漏底的。”
张卫东的爹娘一直想不通,考上省农大、当干部“吃公粮”的出息儿子,怎么现在成了乡下人都瞧不起的羊倌?
杜宏辉身边,一粒粒指甲盖大小的马铃薯原原种悬在空中,等待养料喷洒,“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和农民脱钩,因为这些技术最终还是回到了田里。”
一个大学博导,两个基层干部,职业不同,却都因同一个身份——科技特派员,在甘肃农村的田间地头派上了大用场。
创新养殖管理模式
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清水岭村,曾是当地最贫困的民族乡镇之一。10多年间,90%以上的村民从破烂的窑洞搬进新瓦房,买了拖拉机等机械化农具,人均年收入从几百元到现在近5000元。村民最想感谢的还是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丁文广和他带来的“母牛滚动发展模式”管理技术。
怎样“滚动”母牛?通过村民投票推选,将全村183户贫困人口分为特困、贫困和一般户。按“保证贫困弱势群体优先受益”原则,先为特困户优先无偿提供一头良种母牛,等母牛生产的牛犊生长6个月后,再无偿将一头牛犊给下一个贫困户,特困户可保留该母牛和随后繁育的其他牛犊。同理,贫困户等牛犊生长到繁育年龄后,要将其所生产的牛犊再滚动到一般户。
在母牛饲养风险控制方面,丁文广团队和农户签订协议:科技特派员负责指导饲养技术、提供技术服务;但如果农户自身管理不当,导致母牛死亡,农户要承担赔偿责任。“牛在农民家里的地位很高,目前还没出现母牛死亡的情况。”丁文广说。
母牛滚动发展模式在清水岭村取得了成效,已被崆峒区推广到周边5个乡镇。丁文广还在不断改进具体措施,“考虑母牛饲养成本更高,我们现在不再滚动牛犊给下家,而是滚动母牛,这样才公平。”
“我们需要自下而上的项目选择、自上而下的科技支撑,要充分尊重农民生产意愿。”丁文广相信,科技特派员开展工作的前提,是必须根据农民实际需求精准施策。
据了解,像丁文广这样的科技特派员,2015年以来甘肃共选派超过1.2万名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,共推广新技术1788项,实现年利润5.3亿元。作为首批科技特派员试点省之一,甘肃还鼓励科技特派员与农户结成“风险共担,利益共享”的共同体。
牵头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
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,张卫东正忙着给羊圈添饲料。他指着饲槽前略有弯曲的栏杆说:“这种设计很讲究!限位补饲的羊舍装置,可以减少饲草浪费,我们在2012年申请了国家专利。”
养羊是门技术活,作为县畜牧兽医局农技干部,张卫东曾规划指导县里养羊大户建起70多个养殖场。即使是同品种,因疫病防治、饲料配制不同,羊羔成活率、肉羊出栏速度都有很大区别。
“这两年羊肉行情低迷,老乡养羊积极性大打折扣。”面对一座座闲置下来的羊舍,张卫东决定“领办”元古堆良种羊繁育专业合作社,租用闲置养殖棚,周边农民以羊只入股,由合作社集中饲养。
从去年合作社成立至今,已有216户村民以羊只入股,其中99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按协议,每只羊每年可给农户带来160元分红,羊舍租金为每年600元。此外,合作社还以每吨500元的价格收购农作物秸秆作饲草,农户们一年间接得利35万元。
8月底,就要第一次分红了。“把羊给他,放心得很!”贫困户董正录把家里的4只羊入了股,“我可以一心一意种地,每年还能多拿1000多块。”
做好科技成果应用的风险控制
在甘肃田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里,来自渭源县马铃薯产业办的杜宏辉正在进行雾培法技术攻关。“这是当前最先进的马铃薯脱毒原原种薯生产模式之一,甘肃首次引进了该项技术。一旦实验确认成功,能极大改善县里现有马铃薯的生产能力和繁殖系数。”
技术再怎么先进,如果只停留在实验室而不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是白搭。通过与合作社签协议,田地公司免费提供优质马铃薯原原种、农药以及种植技术指导,社员在自家土地种植。等马铃薯成熟时,公司按高于商品薯市价10%的价格,收购社员的原种和一级种。
目前,包括杜宏辉在内的3名科技特派员,已帮助田地公司在会川、五竹、北寨等多个乡镇建成稳定的原种生产基地5000亩、良种繁育基地2500亩,带动当地2500余户每户年均增收5000多元。
然而,农业生产变数多、风险大,哪怕品种优良、管理高效,面对天灾时也有可能出现减产亏损。“风险应由各方共同承担。作为科技特派员,我们更要在技术层面做好风险控制,包括科技研发、培训、后期监控等。”在杜宏辉看来,任何一种新技术从研发、引进到落地,总会出现新问题。“农技人员要分析原因找对策,把实际可用的科研成果交给农民。”
“要把业务能力强、热心科技特派员工作的专业技术干部派到企业、农村去。目前,定西市清退处理了不符合要求的171名科技特派员。”定西市科技局局长高占彪介绍,该市正进行全面摸底,一是严格选派条件,规范选派程序,对不符合条件、服务单位不满意的予以清退;二是根据考核结果,对表现优秀的科技特派员进行表彰奖励。
■记者手记
干部要下去 技术得用上
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的成效无疑是显著的,但在政策的“最后一公里”仍然需要一些改进。记者采访时发现,甘肃群众反映强烈的还是“不接地气”,这包括两方面:一是人,二是技术。
一方面,农技人员“下不去”“呆不住”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。“比如,在非本人意愿情况下,如果要选派、委派一名市局干部到乡镇做科技特派员,从舒适的办公室到了风吹日晒的田间地头,吃住都不如城里方便,工作积极性怎么调动呢?”省科技厅一位工作人员表示,如果没有十足的热情,“吃公粮”的农技人员在这方面的积极性确实不高。
另一方面,农业技术成果如何转化为生产一线服务也是问题。“由于科研院校职称评定依然重科研、重量化,农业技术研发、推广周期较长、转化慢,我们很多成果还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阶段。最好的农技论文,应该写在田间地头。”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丁文广说,解决农技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还需要配套措施的落实到位。